高伐林：刘道玉校长给我打保票
作者近照。
当年我在母校，是一个并不安分的学生，给学校闯了不少乱子。
一枚写在前面：
前日，丁东老师的《刘道玉校长在武汉大学的自由之风，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走向》一文发表后，文中提到的高伐林老师和野夫老师，也分别分享了自己与刘道玉校长的故事。感谢他们授权一枚园地发表，今日两篇同时推出，以飨园地读者。
高伐林 | 文
记得是在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的毕业分配方案即将揭晓的那段日子。那天下午，我们年级的学生面向社会举办的高考语文辅导班，正举行结业式，我作为辅导班的“学生教员”也在场。有人眼尖，突然发现听众中间坐下了一位瘦瘦的中年人，一阵窃窃私语掠过大教室：“刘道玉校长来了！”
我们这批“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首届跨进校门的学生，是在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之际，得知他接任校长的。在那之前，我因担负校、系学生会的职务，与包括刘道玉在内的学校党政领导打过交道，但对他并不算熟悉。大家忙于写毕业论文，打听着分配去向，建立“地下恋情”的男女学生也加快节奏，宿舍、教室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氛。而那个“多事之秋”，牵动我们中文系学生的视线的事，一桩接一桩纷至沓来，白桦的《苦恋》、叶文福的《将军，不要这样做》都接连成了靶子，湖北省也有一批作家、作品挨批，小道消息天天不胫而走。尽管很高兴我们学校换上了“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但又埋怨干嘛不早一点儿任命？——我们即将唱起“毕业歌”，在校时日无多了啊。
结业式散会后，刘道玉校长一边与中文系的教师、学生教员们打着招呼，一边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我赶快站起来。
刘校长领我走开了几步，对我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中文系要你留校任教，你不同意？”
我说：“我希望趁年轻，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体验，争取在创作上能有突破。”
刘校长十分认真地倾听后点了点头，简短而郑重地说：“好，尊重你的这个愿望。但是我告诉你，毕业分配方案宣布之前任何时候，你要是改变了主意，就告诉我们，我们欢迎你留校。”
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刘校长这么说是冒着风险的。
我在母校，是一个并不安分的学生，给学校闯了不少乱子。一方面，我获得团中央、湖北团省委和中国作协的一些荣誉，可另一方面，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刊物《珞珈山》，发起了与北大、北师大、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校的学生社团，联合主办十三校学生文艺刊物《这一代》。
1979年由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社团发起并主编第一期的十三校学生刊物《这一代》。这是最初设计的封面，但后来印厂突然停印，读者拿到的刊物封面，少套了一道黑色。
这一跨校办刊的形式，再加上创刊号上好几篇抨击封建专制和现代迷信的火气十足的作品引起了不少人注意；我担任《这一代》创刊号的编辑组长，名字也上了各种“内参”“简报”。我与本地和全国的许多学生和社会上的人物又打过若干交道，就在临近毕业的这段日子里，前来珞珈山通过校、系党委有关部门向我进行“外调”的人或函件，让我应接不暇。
《这一代》创刊号封底。封底列上了联合办刊的十三所大学学生社团。著名诗人公刘接受中国作协某领导的委托，打算写一篇对这个刊物的评论，曾半开玩笑地说：“十三个社团，这个数字不太吉利啊！”
“荣誉”也罢“乱子”也罢，事过境迁，放到今天来看，都算不上什么，但是在当时，在校园中，无疑“树大招风”。糟糕的是，我实在并不算一个“好学生”，年少气盛，又不检点自律，经常逃课跑到图书馆或者躲到宿舍里读自己的书；甚至还干过考试时做点小弊的荒唐事——虽然未被监考老师当场拿获，但在同学中是公开的秘密。我是否“陈世美”也让人猜疑。说实话，如果我是校长、是系主任，要让这样的学生留下来“为人师表”恐怕也得三思而行——可能会惹多少麻烦啊！至少，算是个“很不成熟”的“有争议人物”吧，据我侧面得到的信息，学校有些位高权重的老人家对我颇为“恨铁不成钢”。
按刘校长关于“大学应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深入宿舍与学生交朋友的作风、参加学生社团的讲座、讨论等等活动的频度，不可能对关于我的负面评价一无所知，不可能对青睐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冒什么风险没有觉察。但是刘校长用这么明确的语言表示对我的理解和肯定，让我心中油然涌出一股热流。
我想，刘校长当然不是认可我不守校规、不拘小节的诸多毛病，但作为一个校长，他更重视“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性、紧迫性；更着眼于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一个宽阔、自由的环境。从他对我简短的表态中，我还解读出他的另一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学生的个性特征、自我设计的高度尊重。
刘校长这一理念，并不是仅仅针对我个人。他爱惜人才、采取措施鼓励人才成长的例证实在数不胜数（在溪流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的名片》一书中汇集了大量生动的例证）。仅就我们中文系七七级来说，办《这一代》创刊号，正是时任常务副校长的他亲自批准拨给2000元科研专项经费；他也不将参与《这一代》的同学视作“异端”，打入“另册”，在毕业分配时，有些用人单位把参与《这一代》看成“严重政治问题”，要进行专门“外调”。刘校长得知后，多次表示：请他们来找我“外调”好了，我来和他们谈。办学生刊物是学校同意和支持的，我完全可以证明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事实上，这些同学，毕业分配都到了党政部门，写出所谓“问题诗歌”的作者，也都没有因此而耽误前程。
对比当时其他大学同学的遭遇，就更清楚刘校长这种看法、这种做法是多么不同凡响了：北京和外省有些大学的领导对《这一代》视为洪水猛兽，在同学中追查与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的联系，甚至大搞“人人过关”，要求他们的学生“说清楚”三个问题：
——从谁那儿得到杂志？
——杂志传给了谁？
——是否传播过杂志的观点？
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刊物《珞珈山》编辑组成员合影。1979年发起跨校刊物《这一代》，这个编辑组即是创刊号编辑组。前排左一为副组长张桦，右一为高伐林。
贵州大学等好几所高校参与联合主办《这一代》的同学，被其校方勒令“立即退出”，否则，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甚至还以开除学籍相威胁；杭州大学不少人的毕业分配受到影响，明明很有才华者却被分配到了无法施展的单位，档案中或许还被记上了一笔，多少年难以翻身……与我们这些人的境遇相比，不啻霄壤之别。而其原因，不正是因为这些学校的主政者与刘道玉的境界、胆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么！
还有一件事不妨顺便在这里一提：事过四年还是五年？刘道玉校长到北京教育部（好像那时还称为“国家教委”），与一个中层官员谈完公事后，聊了几句闲话。这位官员问刘校长：我女儿正与你们武汉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谈对象，这人不知人怎么样，你能帮着打听一下吗？这人叫高伐林……
刘校长一听：高伐林？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标兵啊！
就这么一句话，让我未来的老岳父放了心，欣然认可了他女儿的选择。我妻子后来转述给我听，让我深深感念于心。
刘道玉校长（右）与高伐林，摄于2005年12月，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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